避险人与第三人行为结合引起险情,能否成立紧急避险

——以一起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为例

 

机动车在运行过程中经常因为避让各种险情造成交通事故,但在法庭上,事故一旦与“紧急避险”扯上了关系,诉讼立时会变得云谲波诡,受害人维权也就徒增艰辛。

一、案例与问题的缘起

2015417日,袁某乘坐本市12路公交车回家,车辆行至育才路某小区门前路段遇一骑车人横穿公路,公交车猛打方向盘同时紧急制动,骑车人脱险不知所踪,而强大的惯性致使公交车上的乘客袁某身体前倾,拉断座椅抓手后摔倒在车厢,造成左腿髌骨骨折、左胸肋骨骨折、身体多处软组织挫裂伤,住院治疗44天,花去医疗费2.6万元,一年后尚需二次手术去除“内固定”。出院后司法鉴定袁某为九级伤残、二次手术费1.4万元、护理期90日。事故发生后无人报警,袁某向公交公司索赔无果,于20151128日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公交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3万余元。基于上级法院对交通事故类型案件指定管辖的内部规定,庭审开始后审判员再次确认了原告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案由的诉讼主张。庭审查明,事故发生后无人报警,无公安交警事故责任认定,肇事公交车未参加乘员意外伤害保险(座位险)。被告方及其代理律师对原告诉称的案件事实不持异议,但辩称公交车躲避横穿公路的骑车人造成方某受伤属于紧急避险行为,在查找不到引起险情发生的骑车人情况下,被告仅可对原告各项损失给予适当补偿。缺乏专业知识的原告难以应对被告方这一抗辩,在法庭主持的调解过程中不得已将诉讼请求降低至原标的额的50%,但被告方仍不“领情”致使调解失败,休庭后原告随即撤回了起诉。

 案结事犹未了的结局与受害人诉讼预期的巨大反差令人惋惜,但原审法院准许撤诉的结案方式,客观上为受害人打开了另一扇诉讼之门:受害人完全可以重新选择“城市公交运输合同纠纷”这一诉因,依据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向有管辖权的法院再次起诉。相信二次诉讼所得的赔偿会远远超出受害人当初的预期——这是后话。设想袁某不去撤诉,将第一次诉讼“进行到底”,那么,本案能否构成“紧急避险”、危险来源如何认定,以及民事责任由谁承担必然会成为裁判时的重要考量。

二、紧急避险与交通事故的关联

“紧急避险”是指法律所保护的权益遇到危险而不可能采用其他措施加以避免时,不得已采用损害另一个较小的权益,以保护较大的权益免遭危险损害的行为。在笔者看来,交通事故中的紧急避险有其特殊性,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方能成立:一是特定交通环境范围内的合法权益遭受危险。所谓的“合法权益”包括交通参与人的生命健康权及财产权利;道路产权所有人或者经营管理人的财产权利;交通环境范围内第三人的生命健康权及财产权利。二是危险的状态必须是“迫在眉睫”或者“已经发生”。“迫在眉睫”是指该危险状态应具有触手可及的现实危害性。三是须在迫不得已而又无其他选项下为之。四是被规避的危险应大于避险行为造成的危险,亦即必须符合“法益权衡”原则。上述表述虽与教科书上紧急避险的“标准答案”稍有出入,却更能反映出交通事故紧急避险的特质。以此揆之本案是否成立紧急避险,除第三项尚有讨论必要外,其余各项料无疑义。避险人(公交车驾驶员)在与对向行驶的机动车会车时遭遇骑车人横穿公路,触手可及的危险下如果不改变其既有的方向,即使采取了紧急制动措施,也几乎不可能避免与骑车人的碰撞,因此,变道和制动是当时唯一能够避免骑车人被机动车伤害的避险措施。以往有论者认为,此类情形下避险人还有通过履行安全注意义务,采取提前减速、合理制动等措施来避免危险发生,故不应认为是“迫不得已”,这一观点看似严格保护了受害人合法权益,但却犯了不合逻辑的认知错误——因为如果采取了提前减速、合理制动的措施,险情根本就不会发生,紧急避险也就无从谈起。而且,彼时的“提前”,其临界点又在哪里?是“迫在眉睫”的“提前”,还是“已经发生”的“提前”,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至于避险人致险行为的违法性对紧急避险认定有无影响,笔者认为应结合行为人的动机、目的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综合判断。如果属于无犯罪嫌疑、无直接主观故意的“一般违法行为”,就可以认为是紧急避险,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认为是紧急避险:(1)行为涉嫌犯罪或者严重违法,违法犯罪动机、目的与紧急避险行为后果一致的;(2)实行犯罪行为过程中,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遭遇险情,为达到犯罪目的而为的避险行为;(3)避险行为本身具有严重损害他人身体或财产的主观恶意;(4)违反“法益权衡”原则,假借紧急避险之名追求非法目的之实的。本案避险行为的违法性主要表现在“违反机动车驾驶员安全注意义务”和“违反技术规范未在拥堵路段降低车速”仅此两点,行为人并没有加害原告(受害人)的主观故意,避险行为的方式(紧急制动和变道)具有相对合理性。因此,笔者认为本起交通事故中公交车驾驶人行为可以认定为紧急避险。

三、危险来源认定与归责原则的适用

紧急避险成立后,“危险来源”的认定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这直接关乎避险行为法律后果的承担。已知彼时特定的交通环境下不存在足以引发险情的“自然原因”和“不可抗力”,“人为因素”是导致险情发生的“罪魁祸首”。那么,本案中“引起险情发生的人”除被告方代理律师指称的骑车人之外,是否还有他人?笔者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第三人、受益人、受害人和避险人都有可能成为“引起险情发生的人”,这在理论上也毫无问题。在本案,被告方辩称是为了躲避突然出现的骑车人才造成车辆失衡原告受伤,原告没有异议,可以认定骑车人是“引起险情发生的人”,但公交车驾驶员对于本案险情生成的“贡献”(原因力)也不能不察。事故路段位于人口密集、机关学校密布的育才路某小区门前,且正值下班放学峰值,作为经常往返于此的城市公交,其驾驶员比其他交通参与人负有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应严格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规章中有关速度、跟车、会车、避让等行车规定,降低车速,周到观察,谨慎操作,安全通过。虽然被告方辩称驾驶员没有过错,但在全面考察险情发生时的交通环境、时空因素、车辆运行状态,以及被害人受害情况后,笔者认为,关于本案的危险来源,骑车人怠于履行自身安全注意义务横穿公路并不具有唯一性。作为避险人的公交车驾驶员履行安全注意义务不周延、在拥堵路段没有适时降速行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可以说,正是二者的结合才导致了本案险情的发生;如果有一方完全正确地履行了自己的安全注意义务,都不至于引起险情的发生。由此可见,在本案引起险情发生的人除了骑车人,还有避险人本人。

《侵权责任法》第31条规定, 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责任。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或者给予适当补偿。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笔者认为,《民法通则》第129 条与《侵权责任法》第31条关于紧急避险法律责任的规定基本相同,后者较前者稍具操作性而已。从归责原则来看,抽去法律条款中紧急避险的责任豁免内容,单就“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责任”这一规定来看,说到底奉行的还是过错责任原则。《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项规定了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第76条第2项规定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可见,《道路交通安全法》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相结合的责任体系——即对于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对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123 条规定: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人身损害属于一种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以加害人的过错为责任成立要件,只要造成人身损害,即成立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紧急避险引发的交通事故属于民法意义上的侵权损害赔偿范畴,又不同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尽管法律规定不同,但对于交通事故类紧急避险案件而言,其归责原则仍然应当按照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则(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来衡定。

就本案而言,不存在上位法与下位法、新法与旧法之间的竞合选择问题,只需要在“一般侵权”的法律责任与“特殊侵权”的法律责任之间做选择,即首先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的责任”,继而适用《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按照引起险情的行为人各自的行为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作用的大小来确定赔偿责任。

一般情况下,享有通行权利(即所谓的“路权”)的一方在使用道路时,他人必须依法避让,以确保交通安全和道路畅通;不享有路权一方行为人的交通违章行为危及享有路权一方行为人安全使用路面时,不享有路权一方行为人是引起险情发生的人。当各方当事人都享有路权时,没有优先通行权的当事人违章行为危及享有优先通行权的一方正常行驶时,没有优先通行权一方行为人是引起险情的人。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路段位于某小区门前,可以认为公交车和骑车人都享有通行权,且由于该路段未设置信号控制灯和斑马线,又无法确认哪一方有优先通行权。因此,依照交通安全法规赋予的“路权”与“优先通行权”尚不足以确定谁是引起险情发生的人。但可以确定的是,驾驶员与骑车人的行为均具有民法上的过错,即他们都违反了各自应负的安全注意义务,他们的违法行为与交通事故损害后果均具有因果关系。特别是驾驶员一方除存在疏忽大意的过错外,还违反了交通管理法规、规章中有关速度、跟车的技术要求,较之于骑车人,其行为在引起险情造成交通事故的作用力方面似乎“更胜一筹”。所以,公交公司作为主要致险人(引起险情发生的人),应当承担本案的主要赔偿责任,而不得以自己的行为属于紧急避险为由“避重就轻”地主张法律条款中的“适当补偿”责任。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本案险情是两个行为人各自独立的行为相结合导致的,貌似符合无意思联络数人共同侵权的外观,但究其实质仍然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因为二人主观上不具有共同故意或过失,行为不具有统一性,危害结果不具有同一性。因此,不应当由两个行为人共同负连带责任,而应依据各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确定其各自所应负的责任。鉴于骑车人事后没有下落,只能由公交公司承担大部分赔偿责任。

以上是在原告选择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起诉的前提下,笔者对案件的定性、定量问题的一些粗浅的认识,如果原告撤诉后以城市公交运输合同纠纷另行起诉,则另当别论。

  四、结束语

在辩说紧急避险时,人们总喜欢引用“紧急时无法律”这一古老的欧洲教会法格言,但这并不意味着危急时刻谁都可以任性而为。在危险面前,人们不应该幸灾乐祸,也不能过分地损人利己。紧急避险案件的认定和处理必须严格依法,并尽可能体现人道主义原则,这样才能有助于实现法律与人情、秩序与自由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2016/01/19

    (作者:宁县人民法院 袁天良 联系电话:13830488779)